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乙肝病毒携带者从来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医学问题而存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其说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争议是个医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个社会学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一个与社会歧视相关的问题。
如果在医学上大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能被确认为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权通过某些规范性文件来公开宣扬歧视，否则，这不仅侵犯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权，还侵犯了他们的人身权利。群体性偏见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医学社会学认为，当某一种病症使其罹患者不能自主地、广泛地被隔离或半隔离于正常社会行为之外，并引起多种形式的社会连锁反应，那么，它可以被看作是必须从社会角度去判断的社会病。
乙肝病毒携带者既不构成道德上的弱点，也不是法律上的犯罪，它只是一种潜在的病理性缺陷。本来，这样一种疾病本身并不值得讨论，但当它由于附着于个体身上，并成为了共同具有这种缺陷的所有个体的群体性标签时，它在社会中就被异化了，它给它的载体带来了生存困境。因此，倾听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声音，进而消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群体性偏见，在笔者看来，才是当下的最优选择。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由医学问题衍化而来的社会问题，乙肝所引起的讨论已更大范围地深入和扩散到制度层面，这里就不再是社会中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的互动，而转化政府、组织与携带者群体的互动。如果说，在前一种互动中所发生的是直接的偏见和歧视，那么，后一种互动就是间接的，它是通过对于一项制度或规定的制定和依赖来实施的。如此以来，一纸健康证是互动的表现，但是，这种互动的单一和稀缺也是明显可见的。那么，我们的担忧还不是照样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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