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饭后，格蕾丝·阿钦７岁的女儿都会给她端来一杯水，并提醒她，“该吃药了”。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有这样懂事的女儿，是我作为一个母亲莫大的荣幸。每次吃完药，我都会向她保证，‘妈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阿钦说。
“我还没有告诉她，我得的是艾滋病。她只知道‘妈妈每天晚上要吃药’。她觉得提醒我按时吃药是她的责任”。
阿钦是肯尼亚数以千计的单亲艾滋病妈妈之一。她们当中有一些是在成为单亲家长后感染的疾病，但更多的情况是，她们的配偶早已因为艾滋病并发症去世，只留下她们独自承担生活重担和病痛折磨。
“我丈夫２００３年因艾滋病去世，”阿钦回忆。当时正怀着女儿的她，到内罗毕一家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才知道自己也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自此以后她就十分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结局”。丈夫去世后的８年里，阿钦靠一己之力，不仅抚养两个孩子长大，而且从未放弃与残酷命运的抗争。
“在过去８年里，我尽量让孩子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确保他们能和别的孩子一样。话虽如此，但我花在治疗和药物上的钱，也确实很多”。
每个月，阿钦至少要花５５美元来购买相关药品。医疗上的花费，毫不留情地“榨干”她的钱袋。不过，阿钦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有一份工作，这给她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也正是这份工作，不时使她“蒙受耻辱”。
“在办公室，同事们总是不停地问你，最后一次去检测是在什么时候，”阿钦说，最开始她还可以挺过去，但后来同事们问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没有底线，自己简直“给惹恼了”，像是被“剥去了最后一点尊严”，“赤裸裸”地站在大庭广众面前。阿钦说，有些知道她病情的同事，甚至还不断地说着“最近好像你又瘦了不少哇”之类的“风凉话”。
类似这样的冷嘲热讽，不但影响了阿钦的正常工作，更严重的是，在阿钦眼里，这简直就像“杀人的刀”，毫不留情地“杀死你全部的斗志”。
“很多时候我尽量不表露出来，因为我担心女儿会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她说，“尽管你的身体已经如此脆弱，但你的精神却必须更加坚强，这样才能活下去。”就这样，阿钦只能把遭到歧视的痛苦，一个人默默承受。
“作为一个单身母亲，你不能让孩子看到你跌倒的样子，因为你就是他们的‘大树’，他们都指望着你呢。”阿钦说。
在内罗毕，阿钦是为数不多的愿意站出来让公众了解她病情的艾滋病妈妈，尽管这让她遭到了不少冷遇和白眼。但她积极乐观的形象，却又给许多人以“生命的感动”。
“在我的工作场所和其他支持艾滋病人的组织里，我都是一个积极的‘同伴教育者’。我知道我可能活不长，但我要尽量活得积极一些，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对于未来，阿钦说，她已经帮孩子们购买了教育保险，以“保障他们的未来”。“我每月支付保费，这足够确保他们完成学业”。
但阿钦也忧心地说，政府和相关机构给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夫妇们提供了各种关怀方案，但单亲艾滋病妈妈却似乎“已被人遗忘”。
阿钦说：“没有人谈论谁是单亲艾滋病妈妈，没有人会谈，仿佛我们不存在似的。但其实我们这个群体，更需要社会和政府更多的帮助和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