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新娘嫁健康新郎 姐弟恋相差11岁

 　　南宁姑娘 “70后”小米是78万分之一。幸运的是，她在讲述“最爱”的故事。今年11月初，她出嫁了，嫁给一个健康的男人，比她小11岁。

　　婚 誓

　　“小东先生，你愿意和小米结为夫妻，永远敬她爱她保护她，与她携手相伴一生吗？”

　　“我愿意！”在广西南宁一家比较气派酒店举办的婚礼上，新郎喊出誓言，脸上写满幸福。他搂过新娘，在她脸颊深深一吻。

　　“新娘小米，你是否愿意与小东先生结为夫妻，永远地敬他爱他，无论健康与疾病，也无论他富有与贫穷，都与他携手共伴一生吗？”

　　“我愿意！”小米清脆回答，眼睛湿润着紧拥老公。

　　台下响起一片欢呼声……

　　新郎小东高大魁梧，样子憨厚老成，新娘小米纤弱娇小，尽管化着浓妆，却掩饰不住瘦削脸上的疱疹痕迹。

　　在现场，除了台上新人，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场多么特别的婚礼。

　　但朱炳金知道。看着小米幸福的样子，坐在娘家席上的他鼓起掌来，“老妹，祝你幸福。”

　　绝 望

　　朱炳金今年64岁，他是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农民，是吉林市民间艾滋病志愿者组织松花江家园的创始人。10年前，因妻子和一些村邻查出艾滋病，朱炳金走上维权之路，从维权到帮扶，后来成为一名专职艾滋病志愿者。

　　朱炳金与小米相识属偶然。去年5月4日晚，朱炳金在网上处理一个艾滋病援助项目，QQ不停闪烁，有人要加他好友，对方很直白：“我知道你是一个艾滋病志愿者，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发病了，正在住院……”

　　她就是小米。

　　小米说，当时她病了，脸色蜡黄，皮肤也发黄，浑身无力。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丙肝，病情严重，医生通知她住院。在南宁，小米举目无亲，哥哥在老家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她就一个人住进医院。一周后，护士给她抽了一管血，还要了身份证号。小米奇怪，去问医生，“什么检查呀，还要身份证号？不会是艾滋病吧？”

　　一语成谶。医生告诉她，在她入院时做的血检中，HIV为阳性，还需送到疾控中心做进一步确认。结果很快出来了，确认。

　　那一刻，小米感觉自己被判了死刑，内心深处有沉重的罪恶感。

　　痛 悔

　　怎么会染上HIV呢？“吸毒”是小米给出的答案。她点了一支烟，表情沉重，“我差不多有十年吸毒史。毒品就是个魔鬼，那十年过的是非人的日子。”

　　小米很漂亮，19岁那年被一个吸白粉（海洛因）的女同学拉下水。第一次是好奇，之后是数不完的下一次。

　　20岁时，小米交了一个贩毒的男友，这也导致她毒瘾越来越大。1997年，小米和男友被抓，她没有参与贩毒，因此只是被送去强制戒毒3个月。出来以后，一些毒友找到她，勾她“还愿”（再吸一次，以后就不吸）。一个月后，小米再次被抓，如此反复，她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1998年到2000年，因为两次以上被强制戒毒，小米被判劳教两年。

　　2003年12月，妈妈病重，家人想让小米出来见妈妈一面，却没成功。当年12月24日，妈妈去世，小米得到消息时，哭得几乎昏过去。“这辈子最疼我的就是我妈妈，可她病了，死了，我都没能见她一面……”8年后说起这些，小米的眼泪再次流下来。

　　那次出狱后，她留在了南宁，想切断与毒友的联系。她独自打拼，从销售员做起，不到三个月就成为销售明星。半年后，她被提升为主管，成为一个白领。整整5年多她没有复吸，她摆脱了毒品的控制。没想到，命运偏偏在这时和她开了一个玩笑。

　　求 援

　　拿到HIV检测报告那天下午，小米木然走出医院。她不敢把病情告诉任何熟人。

　　她跑到网吧，疯狂地查找艾滋病的资料。后来，她在网上找到了朱炳金的QQ号。

　　“现在，我已经山穷水尽了，你能过来帮帮我吗？”小米向朱炳金求助。

　　“你不要绝望，艾滋病现在已经变成慢性病，不那么恐怖……”朱炳金的安慰让小米踏实了一些。那天他们从晚上9时多聊到第二天7时。

　　几天后，小米再次向朱炳金求助，“老哥，你能过来帮帮我吗？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朱炳金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他是一个分文不赚的志愿者，是一个靠低保生活的农民，没有钱帮小米付医药费，甚至连去南宁的路费都犯难。但他知道，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时是最痛苦、最无助的，如果不及时拉一把，可能会失去生活的勇气。

　　去年5月15日，朱炳金背着几张饼和一大瓶子水登上火车。18日，赶到南宁。

　　小米瘦得快脱相了，脸上出现艾滋病特有的疱疹。她不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患有严重的丙肝。

　　小米住院，朱炳金就住在小米的租住房里。他每天去医院照顾小米，同时想为小米寻求政府层面的帮助，可小米不肯接受，她不想抛头露面。

　　朱炳金随后联系了当地的艾滋病志愿者组织，得知一家广州医院正在做艾滋病、丙肝治疗项目。于是，他跑到广州找到项目负责人。5月下旬，小米被安排到该项目的实施地点柳州某医院接受艾滋病、丙肝的冶疗，她需要定期去取药，做各种检查。

　　6月5日，将小米的后续治疗安排妥当后，朱炳金离开了南宁，“钱花得差不多了，再不走连火车票都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