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有两种现象引起了医生们的注意，一种是以前极少有的皮肤疹块越来越多，疹块就像齐波卡肉瘤，会像皮肤癌一样恶化；另一种现象是由卡氏肺囊菌引起的肺炎。有位叫卡里尼的博士于1914年发现了这种菌，可是医学界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菌，现在突然间需要把旧的教科书翻出来求教，重温这种稀少的疾病。齐波卡肉瘤和卡氏肺囊菌肺炎两种病症都表明免疫系统的严重受损。过了若干时间以后，这种病症出现得太多，人们便给它起了一个专门名称，叫做“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艾滋病。
寻找病原体的工作在美国和法国科学家之间引起了一场不太愉快的竞争。巴黎名声卓著的巴斯德研究所内，以微生物学家吕克·蒙塔尼耶为首的研究小组，直到1982年夏天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因为那里的艾滋病病例比美国出现得晚。蒙塔尼耶的对手是美国人罗伯特·盖洛，他就职于美国贝塞斯达癌症研究所。盖洛在逆转录病毒学领域是一个老手，他对一种导致罕见血癌的人体逆转录病毒，即HTLV-1病毒（人体T细胞白血病病毒）作过研究。艾滋病不是癌症，所以开始时不能肯定是否同样也是一种逆转录病毒。但到1982年已经知道，免疫系统减弱会导致免疫系统内某一种细胞，即T辅助细胞数量的急剧下降。罗伯特·盖洛对这些细胞也同样作过研究，还发现了一种信使物质“白细胞生长素2”，这是类似于红细胞生长素一样的物质，作用是促进T细胞的生长。自从有了“白细胞生长素2”以后，在实验室里可以培育出任意数量的T细胞了，这一点对盖洛在探索艾滋病病毒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艾滋病病毒专门攻击T细胞，但不是将它杀死，而是使它变成癌细胞。盖洛作为一名这方面的专家，确实能力超群，他很快发现，受感染病人的血细胞剩余物内出现了一种具有逆转录病毒特征的活性酶，即所谓的逆转录酶，但他未能成功地培育出该病毒，也许是某种来自以前同癌症病毒打交道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想法让他止步不前，即认为逆转录病毒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把宿主细胞直接杀死的病毒，而是通常让宿主细胞永远活下去的病毒。
盖洛的法国同行蒙塔尼耶似乎无拘无束，思想上没有条条框框，他毫不犹豫地给培养液内不断地添加未受感染的T细胞，直到几个月后获得了大批数量的病毒，且都具有当时所知道的艾滋病病毒的一切特征。他称这种病毒为LAV（淋巴腺病病毒）。因为艾滋病患者也发生淋巴腺肿胀，他当初的试验物质取自受感染病人的淋巴腺。蒙塔尼耶甚至还把一份病毒试样寄给了华盛顿的盖洛。事隔不多久，盖洛声称他也分离出了一种艾滋病病毒。后来发现，从华盛顿寄回巴黎的试样“与LAV病毒完全一致”，尽管这种情况非常不可能，因为艾滋病病毒显示出极大的多变性，即使在同一个病人身上也时常能分离出许多种变体。这场争论关系到声誉，也关系大量的金钱。这是因为谁掌握了病毒并且培育出这种病毒，那么他就能设计出一种证明它的测试方法。测试方法可以申请专利，还可以卖出去。具体的做法是：生产出针对纯种病毒的抗体，抗体是血液中的蛋白成分，能识别其他外来的蛋白成分，并与之结合。这样的抗体依靠免疫系统的特殊细胞产生，即所谓的B细胞。生产艾滋病病毒抗体的具体做法之一，就是把病毒注入兔子体内，兔子尽管不会得病，但体内的B细胞能识别出病毒的外膜，于是生产出了抗体。类似的过程也会在人体遇到任何病毒感染时发生，但抗体的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人体不能立即得到保护，而通常要经过几天，因此遇到那些杀伤性病毒则可能已经太迟了。兔子在注入艾滋病病毒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分离出相应的抗体，提纯后用于病毒试验。如果人体的血样中含有病毒，兔子身上获得的抗体就能识别出来，并互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抗体和病毒组成的蛋白复合体，这种复合体通过生化手段很容易检证。若血样中不含病毒，那么抗体识别不到，也就不会出现复合体。
美国人设计测试方法的速度比发现病毒快得多。最后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为了解决专利权问题甚至惊动了总统，由双方总统里根和密特朗在最高层次上商定。诺贝尔奖金至今既没有发给盖洛，也没有发给蒙塔尼耶，可能就因为在发现艾滋病病毒方面出现了许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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