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一位农民，持续腹泻、低烧达10个月，辗转省内各大知名三甲医院，花掉了家里所有积蓄、借债不下10万元，却没有一位医生为他检查HIV。最终在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佑安医院被确诊为艾滋病！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全民动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在获得联合国颁发的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后呼吁：应该更广泛地向公众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连肠子都快拉出来了”
2008年2月，黑龙江省佳木斯桦川县农村的王军（化名）一家过完春节，正为新一年的农活儿做准备。
王军突然出现了腹泻、低烧。春节期间胡吃海塞，过后发生腹泻、肠胃不好，这是常事，所以一开始，家里人都没太上心，给他买了些药吃。
可怕的是，此后腹泻就没再停止，一天上十来次厕所，大便刚开始是稀的，后来就是水状，只比尿液浑浊一点，“难受时感觉连肠子都快拉出来了”。
刚开始在乡镇医院开了一些治腹泻的药，但一切无济于事，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人着急起来。
王军是家里的小儿子，今年28岁，孩子已3岁，在家种地过日子。入伍当过3年兵，身体一直非常结实，“从来没得过病，感冒对我来说都是稀罕事儿。”
3月初，王军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带他上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因为身体特别虚弱，医院建议王军住院治疗。为了查明病因，医院为其做了血、尿、肝功能、肾功能、肠道等全身检查，甚至包括浅表淋巴组织、肿瘤的排查，最后的诊断结论是：重度霉菌感染。
在该院住院治疗24天后，身体状况精神了很多，大便次数和稠度都有了一定的改善，医生说病情基本治愈，让王军出院回家。花去共2.5万元。
省城求医遭遇医托
回家不到一个月，暂时缓解的腹泻、低烧又卷土重来，这次更严重，王军大腿开始发软，走路也需人搀扶。
4月，年迈的父亲背着王军上汽车、转火车来到省城哈尔滨。出了车站就直奔当地有名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因为听说大医院专家号不好挂，一大早他们就赶到了医院。
刚进医院挂号大厅，一位女士上来搭讪，自称在该院工作：“你这种情况我们医院见多了，各地来的患者，这样的病不在少数，得赶紧治。我父亲以前就和你的病症一模一样，当时都快不行了。西医治了很久都没有好转，可吃了几服中药马上就好了。”
接着，她给王军介绍了一家距哈医大附一院不远的一家中医医院，并将这家中医院的地址和电话写给了他。
王军没有在哈医大一附院挂号，便迫不及待地去了那家中医院。一名老中医简单地为王军把了把脉，问问了病情，诊出王军“亏血、亏气、亏肾，营养不良，毛病还真不少，麻烦得很，必须得马上服药治疗，幸亏运气好，经人及时介绍过来，再晚了就麻烦了。”
毫无戒备之心的王军一下子就买了1840元钱的中药，共40服。
回到家，药吃了10多服，王军病情毫无好转，腹泻更严重了，而且喝了药还觉得恶心，直到这时，王军才想到，挂号大厅里那个女士估计是个医托。
5月份，父亲背着王军再次赶往哈尔滨，为了避免再碰到医托，他们这次去了哈医大二院。做了4天的检查，就是没找出病因。
省城的医院既然都没检查出毛病，那应该是没什么大事，抱着侥幸心理的王军再次返回佳木斯。还是按照肠道病毒感染，使用抗生素维持治疗。
这次回来后，王军的病情慢慢出现了好转，腹泻、发烧，精神情绪均有改善。一家人这才松了口气，看来这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可能只是前面的治疗药物都没有用对症。
外科医生诊为霉菌中毒
9月初，天气刚刚转凉。腹泻又突然袭击了王军，发烧、消瘦、全身发软也再次接踵而至。
还没忙完农活，父亲就再次将王军带往省城。这次他找了个远房亲戚，托一位哈医大四院普外科医生看病，尽管腹泻应该找内科诊治，但“熟人放心”，还是决定让这位外科医生治疗。
同样进行了一系列化验、检查，诊断结果为“深度霉菌中毒”。22天住院治疗，霉菌指标确实得到了控制，腹泻症状也有所减轻，王军已能下地自如行走，食欲也有所改善，医生说他已经治愈，可以出院回家。
“看来看病还是得托熟人！”全家人打心眼里感谢那位医生，高高兴兴地把王军接回家。尽管医药费又花去2万余元，他们还是觉得非常值得。
回家刚一个月，腹泻又开始了。
省内的大医院都走遍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去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了。
他和妻子双双感染
11月5日上午，他们刚到北京就打车直奔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此前王军的父亲已向多处打听，那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直接挂了急诊号。医生问诊后开出化验单，结果1小时后就出来了。“拿着结果的护士见到我，眼光怪怪的。”王军的父亲感到不祥。
当晚6点左右，几名穿着军服的人来到急诊病房，详细询问了王军患病的经过和家庭情况，然后单独告知王父，其子患了艾滋病。
第二天，医院安排将王军转往北京佑安医院，这是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有专门诊治艾滋病的科室。
11月25日，辗转佳木斯、哈尔滨、北京等地，经历10个多月艰辛的求医，花掉了家里所有积蓄和借债筹集的10余万元，最终在北京佑安医院拿到了一张犹如晴天霹雳般让人难以接受的化验单：王军已身患艾滋病，并已传染给自己的妻子！
可直到被确诊艾滋病，王军连艾滋病传播的三条途径（性交、血液、母婴传播）完全不懂。面对残酷的诊断结果，他才回想起1999年在部队时献过一次血，退伍后在广东打工时谈过一个女朋友，有过无安全措施的性生活。
所幸，王军的孩子没有被感染，“如果孩子感染了，我也就不想活了……”王父声音逐渐哽咽。“最对不住的就是儿媳妇，闺女到我们家染上了这个病，叫我怎么和亲家交代啊……”
为什么？为什么？
一位28岁的农民，辗转于佳木斯、哈尔滨和北京长达10个月、先后到6家国有大型医院诊断，花去10余万元，最终才被确诊为艾滋病，此时他的妻子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读完这样一个沉重的故事，编辑不胜唏嘘。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长时间腹泻、发烧、免疫力低下是艾滋病患者的典型症状，这些医院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要做个HIV检查？
这位28岁的患者，当过兵，外地打过工，并不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式农民，为什么没有怀疑过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并主动向医生说明？
此时此刻，对于患者，我们无法过多地苛责，只能寄予无限的同情，帮助他度过难关；而发生在医疗机构上这些匪夷所思的事，只能提醒我们：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是多么地任重道远，尤其是我们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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