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组普通的艾滋病人的照片。这三十多张面孔，来自不同国家，他们或幼龄或成年，或贫穷或富有，或草民或著名，有人被抛弃，有人被拥簇，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艾滋病患者。这是相同艾滋病下的差异人生，贫富、地位、国家、职业、性向……造就歧视的，不是名为“艾滋”的病，而是其所处的种种环境。
28岁的Mao Samnag是一名妓女，她住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艾滋病隔离区”中。这个“艾滋病隔离区”由柬埔寨政府搭建，已有数十个感染艾滋病的家庭被赶入这里生活，以杜绝传染他人。这里条件简陋，生活和医疗设施严重缺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2010年11月30日，40余名河南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来到北京，与媒体见面，表达改善自身生活现状的诉求。这些患者曾到相关部门寻求解决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后带来的一系列生活和就医问题。他们希望在国际艾滋病日这天得到更多关注。一位患者家属说“如果这一天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处境，其他的日子就更难了。”
2009年12月1日，一名带着口罩的抗议者在一场因输血致艾的抗议活动中痛哭，她的口罩上写着“血制品让我染上艾滋病”。中国民间抗艾第一人曾表示：当下中国，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仍然是艾滋病的主要问题。而这些都源于贫穷及医疗保障不健全。
50岁的乌干达艾滋病感染者Fred Wenwa在坎帕拉的家中等待救治。乌干达是非洲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等各界援助下，该国的艾滋病感染率曾在2005年时由以往的30%降至6%左右，一时成为非洲抗艾的榜样。而此后经济危机致使各方援助骤减，乌干达的艾滋病感染率恢复了原先的高位。
由于艾滋病，30岁的赞比亚人Kelvin Kalasha身体极为虚弱，在当地的艾滋病人收容所中，他只能在医生的搀扶下洗澡。在赞比亚，艾滋病在15岁至49岁人群中的流行率超过14%，2010年10月被该国确立为“男性包皮环切月”，在这个月，有1万名赞比亚男子接受免费环切手术，以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在泰国的帕巴喃普寺，一群高中学生戴着口罩与一名患有艾滋病的妇女交谈。该寺从20年前开始接收被家庭抛弃或无力自行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至今已收留3万余人。泰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激增，当时全国488家无线电台和6家电视台每隔1小时便播放1分钟的防艾宣传。而该国一直坚持的“100%安全套计划”，据称将潜在感染者人数降低了10倍。
这是大理防治艾滋病工作小组的合影，该小组由医生、护士及艾滋病患志愿者组成，主要从事艾滋病治疗、病人护理和心理支持。尽管他们已开始尝试以特殊身份帮助其他艾滋病患者，但迫于各种内外压力，他们依然无法直面镜头。“如果大家多点同情，多一点对艾滋病的认识，或许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可以更高”，一名艾滋病患坦言。
美国NBA职业篮球的传奇球星“魔术师”约翰逊在33岁生日派对上接受歌星珍妮-杰克逊的亲吻。约翰逊于1991年患上艾滋病，退役后积极治疗，后于1996年正式复出，并于1997年3月复查后发现体内已经不存在艾滋病毒。他与艾滋病抗争的故事得到人们的赞许，而他特殊的身份光环，也使许多人质疑普通人实现这一抗争的可能性。
当地时间2010年7月7日，几名乌克兰艾滋病患者躺在乌克兰内阁部长大楼外抗议诊所被政府从市中心的大楼中驱逐。乌克兰是欧洲艾滋病情最严重的国家，而同性恋接触已成为感染的主要途径。
5岁的尼加拉瓜艾滋病孤儿Florcita与奶奶在房门前交谈。由于恐惧Florcita会传染艾滋病，当地学校的家长与学生对老师施压，拒绝让她上学，而Florcita的奶奶则坚持与当局沟通，令政府部门向家长解释艾滋病以消除恐惧，奶奶对Florcita就学权益的积极争取，令Florcita在一周后便得以重返校园。尼加拉瓜卫生部指出，艾滋病孤儿现象和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山西临汾一家艾滋病医院，几名孩子正在护士的指导下上课。当时，有6名由母婴传染艾滋病的儿童，在该院接受国家的免费治疗。医院同时还专门为他们开设小课堂，并提供课本，但在把病治好之前，他们无法离开医院。
9岁的南非女孩杰迪-格莱丝兰德在约翰内斯堡的学校里，与同学们玩耍。她被母亲传染上艾滋病，身上长满疣，但她已学会坦然接受。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女性情况尤甚，据统计，南非25岁至29岁女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超过30%，大多是性暴力所致。但极高的感染率，反而使艾滋病患者在南非少了许多被歧视。
俄罗斯艾滋病患者Svetlana与女儿在床上玩耍。Svetlana育有两个健康的女儿，曾获得第一届艾滋病孕妇选美奖，是俄罗斯艾滋病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俄罗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渠道是毒品注射，新增感染者中有近60%曾注射毒品。俄罗斯官方认为，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预防、检验及治疗都是严重阻碍。
在印度一所收容学校里，几名艾滋病儿童正在进行晨祷。由于有太多艾滋病孤儿被遗弃，该校的收容人数一直处于过饱和。印度卫生部2009年报告显示，过去3年内印度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从2006的2253人上升至2009年的52973人，涨幅达20倍之多。
印度尼西亚艾滋病患者Agustina在位于Merauke的市场以卖菜为生。2009年，印尼政府将防艾预算从2006年的1100万美元提高至7300万美元，艾滋病治疗中心的数量也从2005年的17个增加到100余个。
一群柬埔寨孤儿在金边的Apsara艺术协会孤儿院中学习柬埔寨传统舞蹈。在柬埔寨，大多数学校都拒收艾滋病患儿。在柬埔寨的1380万人口中，有1.9%的人口感染艾滋病毒，但只有极少数得以接受治疗。
29岁的 Durga与32岁的Ravichandran是一对艾滋病患者，这天他们在马德里举办了婚礼。夫妻两人都在印度的一家艾滋病人社会组织内工作，为感染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服务。
秘鲁艾滋病毒携带者Lucho在受洗后与母亲拥抱，他曾是当地艾滋病互助小组的成员，但由于并发症已于2002年去世。对于所有艾滋病患者而言，他们最缺乏的是周遭人们的包容与支持，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连这样一个来自家人的拥抱都得不到。偏见将他们视为“异端”，但他们本应享有常人所有的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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