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多长得仪表堂堂，说话得体，喜欢精心修饰自己，有较强的表现欲望。但这却是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正常的群体，因为先天的基因，所爱的对象跟自己同性，他们被叫作同性恋，周围的人用有色眼镜异样看着他们。
在同性恋群体中，就跟异性恋一样，因为没有采取安全的保护措施，男男性行为也容易感染上艾滋病。
25岁的大玮既是同性恋，又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选择了通过央视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坦然面对身份曝光后的复杂生活。他四处奔走，讲述自己的经历，就是希望社会能容纳他们。
在老家我连男孩的手都不敢抓
25岁的大玮，说自己从喜欢男孩起到现在的彻底身份认同，已经整整12年了。因为在甘肃老家，从大玮懂事起，弥漫在他身边对同性恋的看法就是心理变态、见不得人。所以当大玮发现自己只喜欢男孩子，浑身都是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的欲望时，他感到了惶惑———自己有病吗？自己正常吗？特别是周围人包括母亲发觉自己有那么种让人说不出口的行为时，大玮越发想控制自己。他突然加重了语气说：“我当时在老家连抓男孩的手都不敢。”
越是不想的东西就越是想弄明白。大玮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弄清自己喜欢男孩子的原因，一直在寻找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理由。
中学时对网络的接触，似乎让大玮找到了答案。他在偶尔登录的论坛上，看到了专家、教授、学者发表的对追求同性的看法和认识。对照上面对一些行为的描写和讲述，大玮释怀了。“原来我不是什么变态，以前自己对自己的那些认识都是错误的。”
直到去北京读大学后，大玮的社交圈广了，他开始接触到了同性恋朋友，也通过他们接触到了专家。“这个时候的我真正认可了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有表达我的感情的权力，我的感情也是真挚的。我明白了我们的感情就跟主流社会主宰的男女之情一样。”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流产
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时，大玮觉得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自己再也没有生活的勇气了。“我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很快就要死了。”
大玮并不害怕，只有遗憾。他遗憾对不起自己的父母，遗憾自己没有时间去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了，也遗憾为什么偏偏是自己感染上了？当时的大玮依然认为，艾滋病等同于见不得人的病。反倒对于死亡，他想得很开，“都已经得了，何必让自己更消极？还是多开心一些好。”
大玮以胃癌的借口退了学。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想得很多，也想通了很多。“我想正大光明、开开心心地去生活，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和社会交流，并且起到警示作用，让社会能正视同性恋，正视艾滋病感染者，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人群生活在阳光地带。”大玮通过媒体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大玮并没有工作，靠父母寄生活费和打短工维持生计。北京一个大姐看了电视后找到他，说给他安排到丈夫的公司里去，最后却不了了之。大玮很理解，大姐的丈夫接受了他，公司的员工会接受他吗？员工接受了他，客户会接受跟有他这样员工的公司打交道吗？为了他一个人，连累了大家，大玮觉得自己没必要强求，自己应该去做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即使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父母对我真是太好了
在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后，大玮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父亲接的，他把自己的病情和盘托出。“这样的病对家里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妈妈病倒了。”但是父母没有骂他，他们只是不愿意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们不想看到在自己的家里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老家的亲戚也知道了大玮的病情，他们有点怕，但依然和大玮来往，大玮觉得这样就够了。
到北京读大学，父母每个月给他寄500块生活费，在儿子退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老依然在资助着儿子，而他们的收入一个月也就千把块。现在有些热心的人给过大玮资助，他自己也在找一些事做，所以他不再让家里寄钱了。
大玮每年都会回个家。有一年过年，趁着父母心情好，大玮拿出一张照片跟他们说：“这是我的男朋友。”没想到母亲只是淡淡地接过话头：“我早看出你有点不对劲。”此后回家，父母和大玮不再谈论这些。对于儿子的病情和身份，两老选择了接受和承受。而大玮表示今后想找个朋友好好地一起生活。做演讲为了改变误区公开身份后，大玮也成为了名人，虽然很多人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他，也有很多人佩服他的勇气，尤其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性恋群体，他们把大玮视作自己的代表。许多民间抗艾组织纷纷成立，邀请大玮去做演讲。
在公开身份后大玮就热心公益，他想拍公益宣传片。所以他隐姓埋名去学表演，最后在北京志愿者的帮助下拍了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短片。当各地的半官方或民间组织来邀请他去演讲的时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至今大玮跑了全国的10个城市，除了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他没有收取额外的一分钱，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带到每个演讲地，只是为了消除多年来盘桓在人们脑海中对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的错误认识。
- 上一篇：艾滋病人隐迹社会是为何？
- 下一篇：那里 曾被艾滋阴霾笼罩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