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年的爱情长跑，两人准备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到北京举行婚礼。有媒体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宽容，对他们应有权利的保障，是体现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对任何人和事的宽容，都应当以不违反法律法规为原则界限，这就是宽容的底线。《婚姻法》第七条确实没有特别提及艾滋病患者能不能结婚（事实上也没有明确提及任何疾病），但是如果像患有艾滋病这种传染性极强、无法治愈且会影响下一代的疾病的人都可以结婚，那还有什么疾病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呢？实际上，在国家卫生部《关于印发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的通知》中，也有“艾滋病病人应暂缓结婚”的明确规定。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省、市、区，对于在婚检时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体检医生都会出示“暂缓结婚”的医学意见，这也是各级民政部门不允许艾滋病患者结婚的最直接的依据（中新社11月24日）。由此可以认为，允许艾滋病患者结婚，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婚并不是艾滋病患者的“应有权利”。
对任何人和事的宽容，也不应该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应该注入更多的理性成分。笔者注意到，由于“艾滋女”结婚这一“空前壮举”，貌似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貌似考验社会的宽容与关怀，于是有太多的人为之打气叫好、推波助澜。但是稍作理性思考就会发现，“艾滋女”结婚事件对于当事人双方、对于这个社会，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意义。这位“艾滋女”结婚看上去是个人的私事，我们也姑且不论让健康的丈夫在漫长的婚姻岁月中忍受性的煎熬或感染艾滋的恐惧，算不算真正的爱情和道义，但是他们结婚以后，妻子便有可能将艾滋病病毒原体传染给丈夫，即使利用安全套防止夫妇间感染，也无法做到100％的安全。更让人担忧的是，“艾滋女”小琴表示要生孩子以享受天伦之乐，而谁都知道母婴传染是艾滋病的三种传染途径之一，感染概率达到15％至40％。母亲选择了生孩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却无法选择是否以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身份出生，对于社会来讲，便有可能增加了一个艾滋病病源。显然，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这不是艾滋病患者应有的权利，更不是社会宽容艾滋病患者应当付出的代价。对于艾滋病患者结婚和生育的宽容，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无原则的宽容。在目前的医学条件下，对艾滋病患者结婚说“不”，应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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