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刺耳的警告音，电脑上出现了如下文字：“there is error at……SPSS can not be set up.”(出现错误，软件SPSS无法安装)。我放弃了长达40分钟的孤军奋战，拨通了贾君鹏家的电话，“嗯，有个办法你试试……”他考虑了几秒钟，指导我一步步操作，直到电脑提示：“setup has finished”我长出了一口气，要知道没有这个软件我的期末考试可就悬了。而贾君鹏则打断我的一连串谢谢，告诉我几个相关的设置，以便运行更加流畅。刚要道别，他叫住我：“听你声音挺蔫儿的，是不是最近太忙了？还是得珍惜革命的本钱啊。”“嗯。”我答应着，“你也一样，这两天降温，多穿点儿吧，尤其别冻着腿(贾君鹏腿有伤)。”
这样普通的对话，简单的问候也许每天都在这个城市的每对朋友间发生。而贾君鹏———一个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18岁男孩，和我———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交换着彼此的关怀和帮助，平淡却温暖。
我们的第一次相识
那年秋天，我作为大一新生加入校红十字会，认识了几个很投缘的朋友：付强(男，大三)、夏洁(女，大一)、王通(男，大三)、吴丽(女，大二)。我们中间最早接触到贾君鹏的是付强，他对艾滋病问题一直很关注，曾邀请佑安医院专门治疗艾滋病的徐莲芝医生到学校举办讲座。1998年底，付强参加了一个讨论艾滋病的电台节目，当时他说：“艾滋病不仅是患者个人的痛苦，也是对社会的考验。只有我们不再歧视，不再逃避，正确面对它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段话使得当时一同录制节目的宋希善(贾君鹏的父亲)认定了付强这个朋友。
第二个星期，付强就把宋叔叔请到师大来，给同学们讲述他们一家遭遇。出乎组织者意料的是，尽管事先作了宣传，但可以为了一个媒体名人跳窗砸门的师大学子对宋家和艾滋病这个话题兴趣明显缺乏，当晚只有10余人到场，且大部分是红十字会的会员。之后，我们举办了一次全校性的募捐，在校内最繁华的路段摆了捐款箱和留言本，向每一个经过的人简单介绍贾君鹏得病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大家的努力呼吁使很多人在此驻足，虽然不少人只是默默观望，但也有人留下自己的心意。更有一个女孩放下50元钱和一封信，信是写给付强的，大意是说她听了电台节目以后很受触动，一来为贾君鹏的遭遇，二来为付强的爱心和独到见解，她希望贾君鹏能好起来，希望法律能还宋家一个公道，也希望能和付强成为朋友，一起为贾君鹏做点什么。这封信给我们很大鼓舞，觉得自己并非“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全不理睬”。
之后清点钱数时发现万人师大竟只筹集到3000余元，这令我们唏嘘不已。很自然的，我们开始讨论这一结果。有人认为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宋家的问题。大家献献爱心可以，但这种责任不该由社会民众负担，就算社会帮助可以使宋家得以度过难关，但面对一年15万的医疗费，这绝不是长远之计，惟一的出路是打赢官司获得医疗事故赔偿。但天下和宋家同样遭遇的人决不只一二，赔了一个就会有上千个站出来，所以这个口子万万不可能随便开……一路谈下去，往往变成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而正当多数人沉迷于这种形而上的空谈中时，付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1999年1月的一天，付强和夏洁自己跑贾君鹏家。那时天气很冷，他们都穿着肥大的羽绒服，帽子围巾手套一应俱全，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以致于在他们自我介绍之前，贾君鹏一直以为来的是俩男孩。这次访让贾君鹏多少有些吃惊，当时他从山西老家被驱逐京郊区，中断了和所有同学朋友的联系，处在一种很孤僻的状态，来京五个月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房间。
后来贾君鹏说起那次见面总说：“如果付强哥哥他们不来，我也许会一直就这么憋下去。北京的大学生毕竟是不一样，不像我们那边躲还来不及呢，他们却是主动来看我。”付强他们的初衷是帮助被迫退学的贾君鹏补课，希望他有天能回学校，或者自学成一技之长。可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更多时候只是陪贾君鹏聊聊天散散步，好在贾君鹏自己没有松懈，一直在自学电脑。
1999年一年，贾君鹏一度几乎断药，心情更加不定。付强他们频繁地穿梭于位于北三环的学校和南三环的贾君鹏家，每周一次，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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