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洪（化名）从医16年，与艾滋病患者接触3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活很艰苦，背负的压力很大，希望社会能给他们一个大声讲话的空间！”丁洪的声音有些激动。
她习惯称呼他们为“艾滋病朋友”，“这样他们会感觉你尊重他。”丁洪说。
患病后，丈夫和儿女都躲着她
2003年5月，年近七旬的刘春兰（化名），经查发现患有艾滋病。她曾靠卖血维持生活。
“我从没见过亲属来看她，大家都以为她孤身一人。”丁洪说，“老人表现出很强的求生欲，非常配合治疗，”丁洪说，“她很担心自己的花白头发会全变白，因为她的孙子说过‘白头发的人不好看’”。
为此，刘春兰每天早晨都拿着镜子反复照，发现有新的白发就马上拽下来。
“我答应给她买一盒染发剂。”丁洪说，结果，这成了她永远的遗憾。
“相处了两个月，我们就像母女一样，太遗憾了……我们几个医生凑钱给她买的丧葬用品。”丁洪的声音有些发抖，“直到后来才知道她有老伴、儿女，但都躲着她，直到去世。”
写啥病都行，只要不写艾滋病
丁洪说，她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接触到艾滋病朋友了，因为很多患者担心治疗费用无法承担或者担心被人知道，所以大多数都不愿意住院治疗。
一次，丁洪收治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患者。“她是因车祸输血感染艾滋病的。”
住院的两个月里，女子手里一直握着一个心形的钥匙链，整天对着窗外发呆。“她不敢告诉男友自己得了艾滋病。”
“出院前一天，她趴在我的桌上放声大哭，恳求我一定给她开一张‘假证明’，她说‘患什么病随便写，只要不写艾滋病就行，不然回单位没法见人’。”丁洪说，“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都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十岁儿子当艾滋病宣传员
每天早晨，丁洪都穿上严密的防护服，戴着口罩，穿着靴子，挨个病房查房。
提到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丁洪坦然自己当时非常紧张，周围的朋友还开玩笑地叫她‘毒人’，“与病人接触得多了，掌握的知识多了，我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
受母亲的熏染，丁洪十岁的儿子也成了艾滋病的义务宣传员。
丁洪希望艾滋病人能得到更多的关爱，“人们的观念正在改变，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社会都会正视艾滋病人，那时候，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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