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野草丛生、冷清凄凉，连天空飞过的鸟儿，也心悸地沉默。村里随时备有棺材，每天都可能有患者撒手人寰，绝望的号哭不时爆发；孩子死扒着父母的棺材不肯松手，继而承受饥饿、寒冷和歧视，泪汪汪地惶恐地望着外人……”
这是旭东2004年春节前，走访河南商丘柘城县艾滋村后，记在日记本上的一段话。结尾有一行醒目的红字：“努力帮助他们，我要做得更多。”
11月24日晨。北京。当钟声敲响9下，我准时在西单商业街上等待着旭东。旭东是一位因同性恋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在我的相邀下，他如约而来。他说：“虽然我遍体鳞伤，但我还是要尽一切所能，帮助这个群体的其他人。”旭东很瘦，他从80公斤降到现在的59公斤。乍看上去，像是被衣服不自然地包裹着。阳光同时撒向我们，我带他穿过熙攘的人行马路，寻找着相对人少的采访地点。
收音机里，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播报：“截至2005年8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2545例，其中艾滋病病人30158例。而中国目前的男同性恋保守估计有500万到1000万人之间，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为1.35％。这一数字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将近20倍。”
39健康网援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的话说：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当中，男同性恋占第二位，仅次于吸毒人群。
旭东就活在这样一个群体里，但是，他积极地面对生命。
自2000年10月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旭东努力参加抗击艾滋病的公益活动，他与北京许多抗艾组织都保持密切联络。他不仅是北京红丝带之家的理事成员之一，还在全国性艾滋病民间自救组织“红树林”帮过忙，你可以在许多艾滋病论坛里看到他与感染者的交流。他用自己的真情去鼓励感染者要振奋起来，激励他们和艾滋病做斗争。旭东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感染者一方面需要医护人员的帮助，更需要我们这些有经验的感染者的鼓励，这样会更快让他摆脱恐惧感。
与此同时，旭东欣喜地发现了许多艾滋身影在公益活动上的出现，“他们的加入，使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旭东说。
2003年春节前，旭东和几位同性艾滋病患者受红丝带之邀，前往河南商丘双庙乡艾滋村进行实地走访，那情景使他至今难以忘记。“相对城市中的感染者而言，农村里的感染者更可怜。几千人的村子因卖血而卷入艾滋浪潮，我们亲临时触目惊心。我接触到的一家人全家6口全感染了艾滋病，因为用抗艾药物有负作用，他们都拒绝用药。虽然我们也经历着药物负作用的煎熬，但还是尽全力说服他们。”
回京车上，几个人心情沉重，一路无语。
旭东今年47岁，孩子已上大学。他从初中时就发现自己喜欢男孩儿，迫于家庭的压力，1984年，他结婚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才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有关同性恋的报道，他确定自己为一个彻底的同性恋者。1993年，他认识了第一个BF（男朋友）。“如果让我说，为什么男同性恋中艾滋病传播的比率较高，是因为性伴侣过多的缘故。”旭东一语道破。
据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张北川教授调查，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38％遭到诸如侮辱、性骚扰、殴打、批判等伤害。
资料显示：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的约束和舆论的压力，80％以上的男同性恋者最终会选择一个异性结婚，组成家庭。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一旦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便会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影响他的妻子和下一代。
“像我一样的同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一部分人群都参与到了抗艾的公益事业中，我们不是异类，我们也在努力保护别人。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能使艾滋病的绝对数减少，那是对我们的最大宽慰。”
采访结束，目送旭东离开，他瘦弱的身影渐渐被人群淹没，他没有回头。（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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