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医生吴遐刚刚调到艾滋病诊疗中心时，就遭遇了第一次职业暴露。
那天，她正在帮助护士做艾滋病病人的深静脉封管，由于管内压力较高，病人的血液突然溅到了她的眼睛里，那一刻，吴遐吓呆了，护士和医生们立即用生理盐水为她清洗眼睛，并给她服了抗病毒药。
由于抗病毒药副作用很大，在被医院隔离连续吃药的3个月里，恶心、呕吐、拉肚子折磨得吴遐快要疯了。“我宁可染上艾滋病，也不要再吃这药了”。万幸的是，她挺过来了。
在艾滋病科，每个人都有职业暴露的危险。科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在怀孕期间发生了职业暴露，不得不做了人工流产，夫妻两人为此伤心了很久。艾滋病患者中吸毒的人特别多，血管特别难找，他们中皮肤损伤的人也很多。有一个患者，患有严重的皮炎，护士在给他打针时，刚把皮肤绷开、血管固定住，那块皮肤就整块地脱落下来，护士忍不住呕吐起来，当时她带着口罩，呕吐物就兜在口罩里，可是她仍然坚持着把针打完，离开病房后才把口罩丢掉。
有时候，吴遐很想离开艾滋病科。在这个科室工作意味着低收入、高风险。如果一旦遭遇职业暴露，被感染上艾滋病的几率是最高的。就算没感染上，在被迫服药期间，身心所受到的创伤也久久难以治愈。
艾滋病咨询员每天听到的都是哭泣，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咨询中哭泣。
豆子就目睹过一个人间最美丽的故事：一个13岁的女孩，父亲前几年去世了。继母被确认是HIV感染者后对女孩说：“去找你的妈妈吧，我不能再抚养你了。”女孩摇摇头说：“我要陪着你，我要学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好好照顾你。”
但是，艾滋病好像是一个放大镜，有时把人性的善放大成一个奇迹，有时又把人性的恶放大成一具可怕的骷髅。过去20年的临床工作，让豆子常常有一种沮丧：“咨询员工作没有成就感”。
“很多时候，在路上遇到接受过我咨询的求询者时，他们都装作不认识。尽管我知道，要保护好他们的隐私，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更有信心，但形同陌路的擦肩而过，让我心里满是失落与凄凉，我的工作让我连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都无法得到。”豆子说：“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情绪，我不能向家人倾诉，不能向任何人谈起，因为这是咨询员的工作原则。”
对许多医务人员来说，直面那些严酷的、常人难以理解的社会现象，面对那些与他们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完全不同、又不能进行道德评判的社会边缘人群，每天他们的内心都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冲突。
“咨询员是典型的两面人。”医生丁志辉说，作为一名VCT咨询员，不管你在道德上怎样评判，不管你内心怎样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你都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分忧解难。
这个在求询者眼里充满责任心、每次都要反反复复告诉求询者“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过来找我，不愿意过来，可以打电话”的咨询员，下班后总是心情压抑。“每天面对那么多的人间苦难，怎么可能把生活和工作完全分开”。有时候，他会找一个地方发泄一下，大喊大叫或者狂奔乱跑一通;有时候，他会闷头和朋友打牌，不管输赢，只为了把压抑的情绪转移一下;有时候，他会开着车到郊外走走，让心情暂时放松。
而且，无论是什么身份的咨询员，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工作条件：他们的咨询室都不大，有的只有10多平方米，甚至没有窗子，咨询员和感染者之间仅仅隔着一张桌子。许多感染者都会并发结核病，在和咨询员面对面时，他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还会大声地咳嗽，而咨询员却不能戴口罩，也不能躲闪。“那样做了，就是告诉感染者你害怕了，有了这种感情上的距离，感染者怎么信任你？”有的求询者会在咨询室里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吼叫：“让我去死吧”，有的甚至真的会从咨询室里往楼下跳，这个时候，咨询员的压力都非常大，非常焦虑。
有的咨询员还遭遇过患者的大吵大闹甚至恐吓威胁。“有高风险的职业，就应该有一些化解风险的机制。但现在并没有这些机制，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云南省公共卫生专家、昆明医学院教授李晓亮指出，艾滋病咨询员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那些无数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层人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把国家艾滋病“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以及反对歧视的斗争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的。特别是咨询员与求询者之间的美好感情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正是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但是与他们付出的情感、精力、努力、贡献相比，他们得到的关怀太少了，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压力问题。”李晓亮认为，国外的心理医生，都有着比其他行业长的带薪假期，以让他们在长假里排解他们的情绪。然而在我国，由于求询者太多，工作人员太少，有的艾滋病咨询员甚至连国家规定的每年15天公休假都休不了。
李晓亮说：“虽然一次次面对挫折、背叛、失望、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次的面对会更容易一些。艾滋病咨询员能承受多少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在艾滋病咨询员的职业生涯里，责任是一种刻骨铭心地痛，责任是埋在内心深处的悲伤，责任是没有闲暇、永不停止旋转的陀螺，责任是面对家人时强装的笑脸，责任是上了肩就无法卸下的担子。咨询员不应该独立作战，他们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团队和制度的支持，当他们支撑不住的时候，有团队来帮助他们减压，让他们走出因工作带来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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