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ＶＣＴ工作是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在紧张的半个月的培训以后，我通过考试获得了ＶＣＴ咨询员证书，并且投入到ＶＣＴ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在后来的咨询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知识远远不能应付在咨询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医学和社会学知识，以做好这份我所热爱的ＶＣＴ工作。慢慢的，我感觉到咨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Ｖ（自愿）显得容易一些，Ｔ（检测）做得好坏取决于科技水平，Ｃ（咨询）是最难处理的一个环节了。ＶＣＴ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惑。在这里，我把一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各位能帮助我解决面临的问题。
我在红河州个旧市妇女健康活动中心工作，中心的主要工作是针对ＣＳＷ（性工作者）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行为干预。个旧市实行ＣＳＷ持证［健康证］上岗。在一次大规模的筛查中，我碰到了一位年仅１７岁的求询者，在这里我们称她小花。小花是属于低档次站桩一类的性工作者，有一位姐妹带她来体检顺便办理健康证，但是她朋友都拿到健康证了，她却没有拿到。因为医生让她来咨询检测结果。当时，我刚做完一个阴性咨询工作正准备下班，看到她怯怯地站在门口，探头小声地问：“医生让我来这里，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了？”她说完就掩面失声痛哭。我想，她是鼓起了很大勇气才敢说出“艾滋病”这三个字的。
我小心翼翼地把她请进办公室，给她到了一杯开水，经过交谈之后，我才得知了她的悲惨遭遇。
小花是一位贵州贫困山区的女孩。14岁的那一年，在她妈和姨妈的威逼下，她无奈地嫁给了姨妈的儿子––她的表哥。由于是近亲结婚，一年以后，她生下了一个身体残疾弱小的男孩。而她的婆婆也就是她的姨妈，却因为这个残疾孩子而怪罪小花，残酷地把小花赶出了自己的家门。
正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同村的一位远房亲戚找到她，说可以带她来云南赚大钱，并答应给她６００元的月工资。对于生长在贵州贫困山区的小花来说，这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况且她当时已经无家可归了。
小花来到了个旧市，才知道自己将要从事的是性工作，但当时已经受到人身控制，她无计可施了。在这段时间里，老板把嫖客带来，钱由老板收取，工资由老板保管。让人痛心的是，从事这项工作而面临的危险和疾病小花一无所知，而黑心的老板居然告诉她一些荒唐的治疗方法：来月经接客可以止痛；得了尖锐湿疣用刀片刮、用烟灰可以止血……是否使用安全套，则完全由嫖客决定。在整个咨询过程中，她一直都在痛哭，伤心抽泣得连话都说不全。而我除了再三安慰，真不知该做什么。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只得把她送回出租房屋。
第二天早上，我刚到中心，就看到小花悄悄地躲藏在门口等我。才一天的时间，小花就憔悴了很多，根本不像一个１７岁的少女！这一次，我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给她讲了很多关于艾滋病和性病的基本知识，告诉她将来怎样尽可能地保护自己……这时，她才告诉我，她不但HIV阳性，还患有尖锐湿疣和梅毒。看着小花弱小无助的眼神，我觉得我应该竭尽全力帮助她。首先，我让朋友装成嫖客，把她从老板那里骗出来，送到离个旧市５０公里外的小镇安心治病。从这以后，小花就很信任我，什么都要我安排，包括找房子、找工作……
小花生长在山区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知识，但是她很信赖我。从此以后，她经常来中心参加我们组织的各种活动，身体和心态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她不太在乎艾滋病将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她现在心中唯一的牵挂，就是她远在贵州的残疾的儿子。她诚恳地对我说，尽管得了这么多病，她并不怨恨谁，她只要挣钱给她的儿子。但是她再也不会回贵州老家了。她说“要死也只能死在外面”。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给她安慰，希望她能够树立生活的信心。至今为止，我的咨询工作一直在进行。
在我做过的许多阳性咨询中，我都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前来的咨询者，这让我的身心很累很累。有时候，我会为自己微薄的能力而懊恼。我甚至帮助一些发病离世的姐妹们料理后事。
在我做咨询员不到三年的经历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她们的问题中，并且希望自己具有救世主的超群能力。看着一个个弱小的姐妹先后离开人世，我老是在想：她们去了哪里？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于什么样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