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一直呼吁不仅要重视卖血传播，更要警惕卖出的带毒血浆流向，邢台的情况表明我的担心已成事实。我从1996年在一次会诊中遭遇第一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女病人后踏上防艾之路，至今已近十年，对此深有体会。在某些未公开的艾滋病高发区，据说只要举报我的行踪，就可以奖励500元，而发现外地记者，奖励只有50元。
随着2004年艾滋病日前夕胡锦涛总书记与艾滋病人握手、2005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人共度春节，以及吴仪副总理要求“对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的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尽管形势不容乐观，但已有所改观。与政府公开承诺救助艾滋病人和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的同时，公众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恐慌与歧视却有增无减，已成为当前遏制日益严峻的艾滋病传播、为病人和孤儿提供关怀和帮助的极大障碍。
艾滋病至今仍是不治之症，其传染速度快，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这给缺乏预防知识的公众带来极大的恐慌。而这种无知导致的恐慌，使一些人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采取冷漠、敌视的态度。我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孩子输血感染后被学校拒收或勒令退学;某些单位一旦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不仅将其开除，家属也遭株连;竟有人在公开媒体宣称艾滋病感染者是罪有应得，建议将他们集中起来任其自生自灭;更有甚者，我今年出版《中国艾滋病调查》后，在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中亲眼看到有市民一看见“艾滋病”三个字扭头就跑，仿佛看见这三个字就会传染。
实际上，艾滋病属于体液接触型感染，只有三种传播途径：血液、性和母婴。艾滋病病毒不可能通过空气、水源、食物等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一般接触绝对不会传染艾滋病。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过去在防艾宣传中片面强调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导致公众长期认为只有做了“不正经”的坏事才会染病，只要洁身自好，就绝对不会感染，因此防艾与己无关。这种误导极大地阻碍了当前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正常开展。实际上，性传播途径必须有一定量的带毒体液和皮肤或黏膜有破损为前提，研究证实其传播概率是1/500。而共用针头传播概率高达50%以上，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则几乎是100%!其他如注射、拔牙、纹身等有血液接触的情况，如果消毒不严也可能导致感染，公众更是知之甚少，似乎只有安全套才是防艾宣传的“法宝”。
我不反对在高危人群中发放安全套，但安全套避孕的效果也非100%，更何况预防艾滋病?而片面强调性传播，让公众对迫在眉睫的艾滋病蔓延的严峻局势缺乏警惕，这是极端危险的。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原地区及邻近省份出现的卖血热就造成艾滋病大面积“局灶性”高发，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的呢?即使真有性乱而感染的，他们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惩罚，但难道他们就因此活该去死，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吗?艾滋病也是病，艾滋病人也是人，感冒者不会受到歧视，人们为什么要歧视艾滋病人?
在艾滋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危险者”。艾滋病早已不是那个遥远国度一些人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产物，而是一场全民族的危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休戚相关!善待艾滋病人是政府和公众的责任，因为善待艾滋病人就是善待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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