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艾滋病第一案(2)

　　心酸

　　10米外的“隔离”生活

　　广如珍在讲老伴的遭遇时，泪水一直不住地流。张树华从一间偏房里听到声音，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了出来。

　　广如珍说，自从张树华出了车祸，他们俩就没有住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他的腿，到了检查出有艾滋病病毒，那就更不敢睡一张床了。

　　张树华家的院门口左侧加盖了一小间木屋，面积不过六七平方米，里面只架了一张床。木屋门口放着一张半高圆木桌，上面摆着洗漱用品，靠墙边还放着一只黄色铁碗。“我记得很清楚，出院那天，就是2005年3月30日，我就住在这里了。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看得很开，不然怎么跟病魔做斗争！”张树华指着这间木屋，又看看10米外的正房说，以前自己和老伴都住正房，自从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们之间说话的时间就很少了，“白天她要出去为我的事跑这跑那，晚上又不能睡在一起，没有机会说话。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在我的小桌子上吃。有时她回来得早，可以一起瞧瞧电视。”

　　广如珍插话说：“万一他的牙齿出血，孙子孙女们都小，传染上了对谁都不好。”张树华听了沉默着。广如珍说：“他想得明白。”

　　张树华共有3儿3女，大儿子和3个女儿都在昆明打工。大儿子张绍昌生有两个孩子，由于长期都在昆明，不能照顾孩子，只好将他们放在父母家里。“他也很担心传染，回来提到过两次，说听说艾滋病病毒有母婴、性和血液三个传播途径，到底准不准确？”广如珍说，儿子的担心可以理解，可也没有其他办法。“前两天，有亲戚请吃饭，三儿子的儿子没人带，就给他说，让他晚上跟他爷爷睡，他不愿意，说爷爷有艾滋病！”

　　问起对未来的打算，老俩口沉默不语。张树华说，“我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得上这个病！”

　　案件代理律师

　　“只做弄清事实真相！”

　　特派记者宋小波发自开远 2005年3月31日，原本应该是一个结束的日子，因为张树华在出院回到家里的同时，也拿到22.5万元补偿金。后来的生活，尽管充满小心、有些隔阂以及莫名其妙地得了艾滋病，却无法找到原因的无奈，但有了这22.5万元，今后的生活也算是有了些着落。广如珍说：“拿到这些钱时，没有感到高兴，但很踏实，因为这笔钱会让我们以后的生活好过一些。”

　　然而，一个月后的一天，广如珍路过村委会大门时，有人叫住了她，“有你的一封信，中央来的。”她说，当时还以为是中央电视台寄来的，因为之前她曾向中央电视台写了4封反映情况的信，但一直都没有回音。可一拿到信才知道，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我要为这个人保密，所以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广如珍说，写信的人说，他从电视里看到张树华的遭遇，想帮助他们。据这个人了解，张树华遇到的情况很可能与血液检测仪器有关。这个人还说，如果广如珍想继续追究此事，就请律师跟他联系，“他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我。”

　　后来，广如珍通过陌生的北京人在信中留下的电话号码与这个人对上了话。他向广如珍大致地介绍了他所了解到的这一设备所存在的问题。这样，广如珍想要将老伴感染艾滋病原因弄明白的愿望，又一次在心底强烈起来。她立即找到曾帮助过自己的红河电视台的一位姓王的女记者，并联系上了云南锡都律师事务所、如今的代理律师周文明。

　　记者了解到，这位写信的陌生北京人，姓王，是一个相关医疗器械设备的经营商。

　　也许，2005年5月的一天，当周文明律师从广如珍手中看到那封北京来信时，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诉讼的过程会如此地漫长。随着他对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感觉到：“这关系到我国防艾工作的健康发展，事关重大，情况危急。”

　　决心！

　　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

　　2005年5月19日，周文明通过寄给广如珍的信中的电话，与北京的写信人王先生取得联系，两人交谈后约定5月29日在昆明见面。这天，周文明从王先生的手中拿到能确认红河州中心血站所使用的血液检测仪器是瑞士帝肯公司的产品，同时也得到另外一条重要信息：该产品因存在设计缺陷，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向厂家发出的召回令以及警告信。

　　6月，周文明收到王先生从山东烟台寄来的美国FDA发给瑞士方面的召回令以及警告信的中英文资料。之后，周文明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起草了一份律师函同时发往美国FDA和瑞士帝肯公司。12天后，周文明接到美国FDA的国际电话，但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直到第二天晚上才从一位英语老师口中得知，美国FDA已收到律师函，并将按程序规定向周文明提供帮助。

　　在所有能准备的工作都做完后，周文明于2005年8月与广如珍一起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将瑞士帝肯公司、仪器代理商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及红河州中心血站，全部告上法庭。

　　在等待法院立案的过程中，周文明又发现，从1988年到2004年期间，陕西、辽宁、广西、云南等4个省区的血液中心及中心血站，都陆续购买了瑞士帝肯公司生产的这一系列血液检测仪（GENSIS RSP系列产品），数量达28台之多，如今几乎云南省各州市的中心血站都在使用这一系列产品。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2004年中国输血协会第二届输血大会的一本论文集及中国地区输血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上，文山州中心血站的张兴明、谢进，河北沧州市、河南南阳市及北京、山东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都同时对这套设备中的全自动加样器及酶免分析仪出现的常见故障，进行了反映和分析。有些结论说，这些问题可以导致将HIV阳性误检测为HIV阴性，问题血液会被正常化。

　　“一个农民在医院看病都能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是一件很可怕事。何况全国有28台这种有问题的仪器。”周文明说，2005年9月7日，他分别给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中国卫生部及云南省卫生厅写了一封信。

　　他在给胡总书记的信中说，瑞士厂家接到美国FDA的召回令和警告信后，已派专业人员对设备进行了整改和重新组合，可是在我国“这些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至今仍在继续使用，事关重大，情况危急，请总书记给予重视。”

　　正是这封给胡总书记的信，由国家信访局批复转发给国家药监局，并引起云南省药监局的重视，2005年10月23日，省药监局的3人调查组到红河州调查情况。

　　记者从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2005年的那次调查，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结论。该局办公室张宏柱介绍说，红河州中心血站使用的这台血液检测仪器是1998年购进的，而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4年才成立，这种回溯调查存在很多困难。另外，国务院2000年4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也是在该设备购进后，因此很多手续调查时的标准都会不同。

　　无奈？

　　原本是一起跨国官司

　　“如果偷懒，我可以打成产品官司，只告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那样就简单多了。”周文明说，虽然在本月8日的庭审中，该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工商营业执照，说该公司是2006年10月才注册成立的，从未代理过这种血液检测产品。但是，“我在该公司的网站上看到，他们自己说公司前身是北京赛勒，并为众多血站及医院客户服务长达8年之久，也有8年的独家代理该产品资历。”

　　在该公司的网页上，记者看到公司简介中的第一句话是：“ 深圳市赛勒实验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其前身北京赛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的酶免设备服务商，为众多血站及医院客户服务长达8年之久……”网页还介绍说，瑞士帝肯（TECAN）公司于1979年创立。

　　广如珍将相关的3家单位告上法庭后，引起省内外各级媒体的关注。同时，瑞士公司委托美国贺金豪森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的赵玲律师，给周文明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全面否定了他的调查结论，认为“美国的召回令及警告信中所涉及的RSP产品缺陷问题，与中国地区使用的同类产品无关。”

　　周文明说，当时自己受到言语上的威胁，之后这位律师又表示可以针对赔偿问题进行协商，“我对她说，如果对张树华的赔偿可以谈，但是对于仪器缺陷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谈的。”

　　记者了解到，广如珍向法院递交诉状后的一个月，云南某媒体收到一封来自瑞士帝肯公司发来的电子邮件“5点声明”，声明称：美国的召回令、警告信与在中国使用的帝肯RSP仪器没有任何关系。声明还说，2005年1月，中国国家卫生部和中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就曾对该召回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组织过调查，最后证实该被召回的产品是帝肯临床工作站（TCW），该产品从来没有在中国销售过，帝肯公司不存在违反中国医疗器械监管法规的行为。

　　周文明介绍说，在本月8日的庭审中，之所以放弃将瑞士帝肯公司作为被告的主要原因是涉外官司的复杂，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同时大量的材料翻译费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我们咨询了翻译公司，翻译材料的费用标准是240元/千字，当事人没钱，这笔开支算都没算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