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的艾滋病阴影(2)

　　凯伦夫人的伤心地

　　“我在非洲曾有个农场，就在恩贡山脚下。”

　　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里，凯伦夫人的种植园生活吸引了大批读者，而她也成为了丹麦名人，还曾出现在国家的纸币上。凯伦·布利克森1885年出生于丹麦西兰岛一个贵族家庭。1914年，她和表兄结婚，坐着那列从蒙巴萨开出的火车，来到内罗毕附近的恩贡山下经营咖啡种植园。

　　八九点的晨光里，我来到凯伦故居前，正好看见恩贡山的七个山头浮现在花园尽头。凯伦的丈夫常年醉心于狩猎，我想，当年的她早已习惯在动物稀稀疏疏的声响中醒来，在吉库尤族管家的照料下吃早餐，然后带上她的黑色猎狗出门狩猎，期待夜间她的情人丹尼尔斯会带来新的战利品，然后坐在篝火边听她讲故事。又或许，丹尼尔斯会驾着螺旋桨飞机来，带她俯瞰角马迁徙过河。1925年，凯伦终于和丈夫离婚，但丹尼尔斯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离世。凯伦将他葬在了恩贡山最高的山头，她说，在那里，他可以看见草原和狮子。

　　1931年，国际咖啡市场萧条，种植园破产，凯伦不得不回国。一场冒险，最后还是独自离场。尽管如此，晚年的凯伦还是时常挂念肯尼亚恩贡山下的伤心地。

　　凯伦应该不曾想过，恩贡山下的种植园，最后还是变成了政府的保留地;她狩猎遇险，爱上丹尼尔斯的那片草原，已经变成白人区;恩贡山上情人的坟边，早已不见狮子的踪影，却可以看到山坡下的贫民窟。

　　走在贫民窟，好奇的儿童喜欢尾随你奔跑在红土路，陪你一起经过几片不起眼的玉米田。略微枯黄的草地上，硬生生地长出了几棵并不高耸的树木。路的另一边就是恩贡山下的马沙雷贫民窟。赤贫的地方，的确存在大自然的美，但一转头浪漫立即终结，贫穷就在那儿，无法回避。

　　走不出的艾滋阴影

　　同是女人，同在恩贡山下，如果说凯伦的故事还有些浪漫情怀，那么肯尼亚给卡索尼的，却是更加直接残酷的人生。

　　卡索尼是我工作的非政府组织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帮助的对象之一，是恩贡镇的贫困艾滋病妇女。卡索尼1969年出生在肯尼亚赤贫家庭，小学辍学后便早早结婚生子;丈夫同样出身贫寒，他患了艾滋病，很早就去世了，留下染上艾滋病的卡索尼独自抚养六个孩子。40岁的卡索尼生活拮据，孩子的教育支出，和40年前一样，依然是家庭的巨大负担。

　　和众多来肯尼亚的中国人不同，我并不是什么高端旅游者。除了周末，我大多在恩贡镇，也就是凯伦的种植园附近。每天我都要穿过马沙雷贫民窟到工地一样的办公室开会，和同事讨论当天的工作内容，然后去贫民窟家访，到LPP的托儿中心亲手翻修教室，去挨家挨户地拉赞助，和企业谈合作，或者坐上疯飙的巴士到内罗毕工业区调研。

　　比起众多的艾滋病妇女，卡索尼已算幸运—她至少有一份由LPP提供的工作。她在LPP下属的蜡烛工房做蜡烛，还负责一些蜡烛的销售。而大多的艾滋病妇女很难找到工作，比如LPP的另一个帮助对象索菲娅，她原在一个富人家里帮工，雇主得知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后便解雇了她。

　　LPP是一个旨在帮助艾滋病妇女自力更生的组织，建立不过两年，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过来工作。由于资金不足和缺乏社会企业的经营经验，LPP自身也困境重重。蜡烛工房是我们这批工作人员建起的，希望艾滋病妇女能够学会做蜡烛的技能。恩贡镇在旱季时隔日就停电，倘若蜡烛的销售情况良好，也能为组织和组织帮助的妇女带来新的资金来源。但蜡烛工房刚建立，一次只能提供六到八个工作岗位，LPP的另一个经营实体裁缝作坊，一次也只能接收五六个妇女。为了培训和帮助更多的贫困艾滋病妇女，只能定期换上新人，由于没有长期负责跑订单的人员，有时候衣服做出来也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里。

　　2008年12月，一个新生命加入了卡索尼的家庭，这是她的二女儿—15岁的菲斯未婚生下的孩子。这给卡索尼肩上添了又一重担。

　　“男人都很坏。”菲斯说。

　　问起孩子的父亲，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哪，也不会再回到他身边了。

　　卡索尼往往这么说：“贫民窟的男人都太糟了，他们酗酒、嗑药、作奸犯科，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女人，还抛弃她们，这些，我从小看多了。”

　　正如卡索尼所说，贫民窟中酒精和毒品泛滥，强奸事件也时有发生;生活所迫，许多妇女不得不以性交易谋生;人们宁愿省下购买避孕套的钱去购买食物;加上妇女本身防范意识的薄弱—对于贫困的妇女来说，在艾滋病面前她们手无寸铁。

　　据2008年底的统计，肯尼亚成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约为110万人，其中2/3是妇女。翻出LPP2008年的帮助对象名单，我惊讶地发现，短短一年之内，已有将近一半的名字被画去。这些被画去的名字背后，是一群失去母亲，很可能变成艾滋病孤儿的孩童。艾滋病有一定的潜伏期，在这一阶段，尽管检查结果是阳性，病毒携带者的日常身体状况也和正常人无异，我在LPP工作时接触的大多数妇女就是这样的。因为空腹服用抗艾滋病药物ARV会对胃造成极大损伤，对于一日三餐没有着落的贫困艾滋病妇女而言，如果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她们常常避免服药，结果病情爆发难以控制，留下连母亲长相都来不及记清的孩子。

　　贫困艾滋病妇女的生活，似乎都被拉进了一个圈：她和她生活类似，这一代又重复上一代的生活。像LPP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拉着她们艰难地冲撞这个圈的边缘，希望从这一代开始结束这个循环，或者至少，带着眼前的这个人跳出循环。可是艾滋病最大的诱因—贫困，依然大量存在：肯尼亚全国有超过50%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生活在赤贫线以下。而首都内罗毕的富人区Westlands的酒吧却是夜夜笙歌，不眠不休。

　　东非草原上，太阳照常升起。小说里，凯伦看见了情人狩猎归来的身影。国家公园里，外国游客悠闲地看自然界弱肉强食。蒙巴萨海滩上艳阳高照，白人游客穿着比基尼在沙滩烧烤聚会。而眼前的卡索尼提起昨日做好的蜡烛，准备挨家挨户地卖。这一幅幅现实切片，全都是肯尼亚。

（责任编辑：猫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