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被艾滋”的甘肃天水农民(2)

　　等死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没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

　　被通知得了艾滋病之后,李建平就开始在家里“等死”。妻子张女商说,疾控中心的大夫曾告诉她:李建平多则活两年,少则半年。

　　痛定思痛之后,两人开始“准备后事”。先是分房而睡,李建平睡正房,妻子睡厢房。李建平吃饭、刷牙用单独的碗筷、牙具。张女商说,她是和一个死人过了四年。

　　两人经过多年打拼,已经攒下十多万块钱,眼看人都快没了,钱留着也没有用。李建平在家里憋得慌,张女商便将存折交给李建平,让他到外面旅游,临死前快活一阵。

　　半年多时间里,李建平把他生前去过的地方又走了一遍,见了几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算是诀别。此外他曾到红色革命根据地大别山,想从革命先烈那里寻找一点“精神力量”,他也曾到河南上蔡县某著名的艾滋村,想看看那里的艾滋病人如何生活,结果到了县城又觉得自己都快死的人了,看了也没啥意思,又坐车走了。

　　那些天里,李建平住过一千块一天的总统套房,对其豪华程度至今仍记忆犹新:带游泳池,房间里还有台球桌,还有人专门擦鞋……

　　旅游期间,他还因为喝醉了酒,三次被小偷光顾,总共丢了将近两万块钱。

　　然而等李建平周游各地回来,钱花光了,生活却仍得继续。得病之前,他家境富裕,人又热情,在村里被人高看一等,家里经常热闹得很,但得病之后就成为村里的另类。不仅再没人上门,路上遇到连打个招呼也怪怪的。李建平自己也知趣,很少去别人家,大多时间都闷在家里看电视。等死的四年里最怕的是过年,“生艾滋病”期间,李建平落下了另一个病:一到过年就肚子痛,非得吊水不行。

　　据刘宝录说,为了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李建平得病的事一直保密,村里只有卫生员一个人知道。但李建平说,他得病的事“地球人都知道”,当时通知验血时是村支书用大喇叭喊的,山沟里空谷传音,连十多里外的张女商娘家都听得见。

　　有人劝张女商和李建平离婚,说这样两个儿子可以更名换姓,跟李建平没关系了,将来才能讨上媳妇。但张女商狠不下心,觉得丈夫没多久好活了,就算是再嫁,也得等他死了。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没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2005年春节前,李建平对张女商说,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死了算了。张女商急了,一连跟了他七天,最后买了一包老鼠药,拆开了跟丈夫说,咱把药拌在饭里,等儿子放学回来,全家人一起吃了算了。李建平一听害怕了,这才打消自杀念头。这一年,金集镇杨郝村一位女艾滋病人,清水县当年查出的包括李建平在内的9名艾滋病人之一,割腕自杀身亡。

　　李建平的生活越发艰难。得病之后,刚刚好起来的土鸡生意自然做不成了。他做生意内行,种地却是外行,收成本来就少,还得变卖供儿子上学,家里一度穷得揭不开锅。李建平决定“丢车保帅”,让正上初三的大儿子退学打工,供小儿子上学。这话李建平自己张不开口,便让卫生员李四友替自己跟儿子说,大儿子很懂事,啥话没说就同意了。

　　得病等死的四年中,除了旅游,李建平一直呆在瓦寨村,他说,本来他想离开村子,回到麦积区过活,那边的人不知道他得艾滋病,也不会有歧视。但他走不开,疾控中心要求呆在家里,每年还有四次验血。李建平算了一下,自从被确认得艾滋病之后,他又被疾控中心验了十多次血。每次他接到通知后不论刮风下雨都得去镇卫生院采血,县疾控中心的车就停在一边,声称要在六个小时内送到省里化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