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燕宁：带血的一千零一夜(5)

　　“最有意义的学问”

　　我还提过一个“艾滋超限论” ，艾滋病已经超出了我们医学的范畴，它是个全方位的问题，没有哪个病能像艾滋病那样，使社会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因为艾滋病，我们的避孕套上了广告；因为艾滋病，我们给吸毒者发针具、发美沙酮；因为艾滋病我们得学会和感染者打交道、和性工作者打交道、和同性恋者打交道……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视野，我们需要在更宽阔的领域里谈论艾滋病。

　　我给研究生开设艾滋方面的课程，就是希望我的学生不要把艾滋病想得太简单了，不要把发避孕套想得太简单了。你发了，他用吗？我可以很轻松地就提出二十个不用避孕套的理由，还有最彻底的一个理由就是避孕套颠覆爱情！艾滋病出现以后学医的、学公共卫生的，不仅需要医学的视野，还需要社会学的视野，人文的视野。

　　一次我带一名学生下乡，离开的时候，我对他说：这是我这辈子里，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个学问，抵得过我前二十年做的所有学问。

　　以前，我研究的学问都比较虚，呆在校园里，发发论文，可是现在，真实的苦难就摆在我的面前，我的力量虽小，可我每做一点，就帮到他们一点。我并不崇高，但我有自己的信念。

　　话回到当初，我第一次进村，我前面说过，当地的卫生局长问我的感想，而我，已经连说话、连思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有气无力地回了他一句套话：“这个病，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政府所能单独应付的。”

　　这是一句太老套的套话了，但我现在还觉得，这是一句大实话。艾滋病需要有人振臂呐喊，也需要有人默默做事。你可以说你没有钱，你可以说你没有资源，但是！但是！你能说你没有爱吗？

　　高燕宁，46岁，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2002年起，他带着复旦的研究课题深入艾滋病一线，成为高校公开进入河南艾滋村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他先后奔走河南、广西两省的几十个村庄，接触了上千名病人，做了数十例详细的访谈。后来，高燕宁在研究生中首先开设艾滋病社会支持的课程，将中国的艾滋病救助拓展到了社会学的领域。

（责任编辑：实习: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