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燕宁：带血的一千零一夜(2)

　　“死的你就不看啦？”

　　两年来，我在河南和广西两个省实地调查，走访了数十个村落，接触了上千名患者，并对其中较为典型的几十例家庭作了访谈和记录。先后访谈了60余位感染者，约40位感染者的亲友和20位知情人，包括各级基层干部、医疗卫生人员等等。

　　我自己没有什么钱，如果说艾滋病救助的工作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话，我属于“有力出力”的类型，不过，我把不少“有钱出钱”的人引到了疾病一线。

　　第一次进村的时候，我备了几十个信封，每个信封里是五十元钱和我的一张名片。因为当时的抗艾情势还很紧张，我怕我来了一次再也来不了第二次了，留下名片的话，以后病人还能找到我。

　　就这样村里很多人认识了我，不少人通过名片来找我，你看地上的这一包红薯，就是几天前一个村民来上海找我给我捎来的。

　　我爱人也挺有意思，我每次下乡掏钱给病人，她免不了要埋怨几句。但病人到了上海，她看到他们那个样子，心肠一软，又背着我偷偷塞钱给他们。

　　在直面艾滋病的那些日子里，我掉过一次眼泪。

　　是我第二次进村的时候，我遇到了以前访谈过的一位老妈妈，当时我正在她邻居家访谈，她非要我再上她们家看看去，说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翻晒麦子，一边等我，我只好去了。这个老妈妈有四个儿子，全都是病人，老大、老二已经发病死了，留下媳妇、孩子。老妈妈的老伴七十多了，每天到公路边上帮人装砂，装一车能挣五毛钱，一天累死累活也不过挣个七块、八块的，这一大家子人就指望着老爷子装砂的几块钱过日子。我去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半个月没有盐吃了，而且从春节到麦收都没有吃过一滴油！你绝对想不到，在当地，一两油，都可以作为妈妈送给女儿的珍贵礼物。

　　我看过他们家，留了点访谈费以后，老妈妈又求我，“你再到我的老大家去看看，好吗？”因为天色已晚，我当时很犹豫，老妈妈突然把手中的麦匾重重地一放，很大声地说，“噢！活着的你就看，死了的你就不看啦？”

　　她一说这话，我们两个都哭了。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许算吧。我平时很沉默，不爱说话，但到了自然的环境中，我的话就多起来，很活跃，像换了一个人。我从小生长在广西的山水之间，至今没有习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生活，苦闷的时候，我会骑着车子，去郊外，去山上，去海边。进入艾滋这个领域以后，常常觉得心很累，实在无法承受，我会到海边，想象着远处的海面有一条小船，而我是船上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