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在海外的艾滋病之路(2)

　　又一个夜晚，我在小路家小坐。和他们夫妻俩一同谈到染病源的 问题。大家都谈到泰国，作为一个无烟工业繁盛之地，泰国在这方面 的公益广告可谓投入颇大。

　　“其实，最重要的是医护人员，我记得在汕头肿瘤医院抽血化验 时，一个护士根本不敢给我抽。在泰国的医生对这种病，已经司空见 惯，那里有见怪不怪的医生护士，我就是死也想死在泰国的‘天堂之 家’。”小路叹了口气，告诉我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到医 院去检查身体，就是为了抽一管血，还求了一个熟人。熟人是个医生， 亲自给他抽血，只是因为没有护士肯帮这个忙。最糟糕的是，当他做 完检查后，医院还让他交了700多元钱，因为，所有检查过他的仪器都 扔掉了，小路还说，就差他坐过的沙发没有扔掉。

　　我听了，心中实在不是滋味。这晚，就在小路的唉声叹气中，他 帮我解开了得病的死扣。

　　在泰国治疗时，我身上的钱用完了，我对生活感到恐惧。听泰国 人说，“天堂之家”是个慈善机构，会收留那些被人遗弃的艾滋病患 者。我想去“天堂之家”看看究竟，然后，再偷偷地结束生命。“天 堂之家”在离曼谷200公里的地方。在华富里府附近。所以泰国人叫那 个地方为国际艾滋病村，香港人叫“天堂之家”。对于艾滋病家庭来 说，有些人是不愿意摈弃他患病的亲人的，他们往往将亲人送到“天 堂之家”。当然最可悲的是晚期病患，他们全部丧失了劳动能力，被 家庭与社会给丢弃在路边，给人送往“天堂之家”。

　　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穿越一片巨大而开阔的香蕉园，在倚 靠一座俊秀高山的半山凹里，有一片开放的活动园区，园内有30多栋 大小一层平房，路边散落许多长凳，长凳上坐了许多人，他们在那里 看报纸、打盹。半山腰上有几栋住宿的平房。有旅店、快餐厅、小卖 部、篮球场等设施。我定睛一看，我的妈呀，那些长凳上坐着的，竟 然都是我的同类，他们有的脸上、手上长满了卡波氏肉瘤，那是艾滋 病的独有的印记。

　　一位20多岁的小和尚和我迎面相遇，我表示来自异国，坦言自己 就是一个HIV携带者，我想拯救自己，我邀请他陪我逛逛，给我讲解一 下“天堂之家”的情况。

　　我在“天堂之家”一共呆了两天，两天里，我找所有能够和我交 谈的患者交谈，只要他能够跟我说话的，哪怕他面目可怖，我都愿意 和他说话。我需要的是心理准备。我希望在我处理人生尾巴时，有一 些资讯可供借鉴，不要把家人吓死。我还曾经渴望隐姓埋名在那里归 宿。我和小和尚告别时，他送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还有救，你还 有时间，你有希望，你要好好地活下去。”就是这句话，激励着我一 直与艾滋病魔抗争。

　　离开“天堂之家”后，我忽然觉得艾滋病魔并不可怕，毕竟那里 有几百条的人命在等死，我觉得，我还能吃能睡能走，我要为家庭做 好多事情，因为，我距离他们的惨状还有好多时间。

　　就在后来他重新回到泰国治疗艾滋病的时候，不经意间，终于找 到了答案。

　　1997年10月间，我和水珊在泰国过了一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 中秋节。这时，我的毛囊炎已经治好了，我们一同住在她哥哥那里。 那个地方，我们曾经打过很长时间的工。有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有一次，我在逛街时，看到公益广告上有一个艾滋病咨询热线， 我找到那个咨询机构当面向他们讨教，就在那里，我知道了这种病有 一种症状叫“先天感染症候群“，当你感染后，在一个月至45天内， 你的身体长期高温或低烧，发生呕吐或皮肤发痒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 状。

　　咨询过程中，经水珊提醒，我才意识到我在1991年2月份曾经有过 一个月连续高烧不退的状况，这样说来，我在1991年元月或1990年底 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件事让我受了外伤，接触到了艾滋病人，被 感染了。这个时候，我与水珊都在一家工厂打工，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我就去找原先打工的那家工厂，黄老板人很好，特意请我和水珊吃了 一顿饭。我到这个厂去，就想打听工友中有没有在我走后死去的人？ 我编了一个谎言，告诉他们我总是做梦梦到有一个人想杀我，她的面 庞好像是这里死去的工友，是不是这个工友死了冤魂不散，在纠缠我？

　　我终于知道有一个女工，死于艾滋病，丢下三个孩子。我找到她 的照片一看，猛然想起有一天出了工伤事故，她的左手指被针扎在机 床上，我迅速将马达关掉，帮她包扎伤口。当时，我左手正放在机床 上，她在疼痛挣扎中，不巧踩着了机床的发动机，针车又一次启动， 将我的左手指扎了一下。这就是说，沾着她的鲜血的半截断针又扎了 我，将她体内的艾滋病菌传给了我。那时，我只是简单地洗了一洗伤 口，没有想这么多，你看，就是这个小口子灭掉我的，现在还有疤痕。

　　这件事，水珊也终于想起来了，是在与她正式谈恋爱之前。她记 得我还叫她到药箱那里去帮我拿过创口贴。我还找了半天断针，把断 针与没断的车针比比长度，我怕她的手指中还有断的针头哩。原来， 她死于艾滋病！我们曾经是工友，我认识她时，她的老公已经死了一 年，是艾滋病患者。她在我和水珊离开工厂后8个月死亡。

　　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就在我乐于助人，帮助受伤工友的时 候，竟然没有好报，反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我找到咨询机构，让他们帮助我在曼谷的医疗卫生电脑系统中查 询。通过筛查，终于找到她的黑白照片。她瘦得一塌糊涂，但我还是 一眼就认出了她。档案记载着，她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孩子是HIV儿 童，才三岁多，这个小孩子大概已经死亡。医生说：“从时间上判断， 你染病很有可能是那次工伤事故造成的。”

　　我又去了我曾看病的医院核实住院记录，记录是1991年2月18日— 3月16日，出事时间是1990年12月29日，出事和住院正好相差50多天，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医生感叹道：“这就对了，你的感染症候群 正好发生在这段时间。”

　　我和水珊没钱了，这时，我们回到内地，人生终于安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