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翁与艾滋病人(3)

　　自由与管制

　　“恐龙”是其他学员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不仅注射海洛因，还吸食冰毒，每次吸完冰毒的幻觉让他发疯。

　　一个池塘在他眼里是片大海，他脱掉衣服纵身跳进去游泳；照镜子，他看见脸上爬满小虫，抓啊抓，清醒后脸上疤痕累累；他连续十个小时用针扎自己的手，要把一根根刺从手掌里挑出来，现在他的双手仍然遗留着十几个小黑点。

　　2003年“恐龙”来到重生工厂，正是厂子最困难的时候。

　　住在破草房，每顿饭一个菜，每个人也只有一套迷彩服，“恐龙”还是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如果没进来，早就死了。”一次他高烧持续不退，他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

　　“既然他们都来了，我怎么可能还把他们赶走？”濒临破产的李继东开始找媒体，请他们报道他的工厂，找官员，反映他的困难。

　　思茅市政府很快就做出反应。

　　一名副市长给107名学员办理了低保，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费。2005年，新市长召开办公会，准备拨600万元扶持重生工厂，并划了一座铜矿免费开采。随后，又规定重生工厂的学员到医院看病由政府全部买单，这为李继东每年节约了30多万元。

　　媒体的拜访也纷沓而至，在“2005年度十大民间禁毒人士”评选活动中，李继东以15万票当选。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到重生厂视察时说，如果有更多的像李继东这样的人，就能彻底改变云南毒品蔓延的势头。一名网友则留言，他说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关于重生工厂的辩论也越来越多。有人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像普通人那样，过自由的生活。李继东说，就是要把他们关起来，因为他认识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都曾有报复社会的念头。“就是要控制他们，发现谁复吸、故意传播艾滋病，我立即报告公安把他们抓起来。”那些质疑的人也许忽视了一个关键：留在重生工厂的人其实是自愿的。

　　“老鬼”拖着腿走过来，才40岁，上颌就只剩下了2颗门牙。“老鬼”曾经是个毒贩子，至少被抓过6次。坐在家里的床上，用刀片把海洛因刮下来，包成小包，从窗口扔出去，就有钱从外面扔进来，大床上堆满了钱。她家的地板上到处扔着注射器，穿拖鞋根本进不去。

　　“2个月挣了十万元。”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老鬼”就是富翁了。2005年“老鬼”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身体彻底垮了，不仅感染了HIV，风湿、肺结核也折磨着她。县城医院给她下病危通知书的当天，朋友把她送到了重生工厂。

　　工厂里规定，每天7点起床，吃完早点跑步，之后自由活动，或者打扫卫生，午休后自由活动，晚饭和午餐一样两菜一汤，吃过饭可以打牌、唱K、看电视、打台球或者干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硬性的规定只有三条：不准吸毒，不准性乱，外出必须5人同行，互相监督。

　　习惯挥金如土的“老鬼”根本看不上工厂里的条件，她从不抽李继东买给学员们的三块钱一包的“小红河”，只抽自己买的烟。病好后“老鬼”就走了，几个月后，她又回来了。在重生工厂，除了不得不面对艾滋病毒，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压力，而且规律生活对身体的好处显而易见，何况那里还有那么多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朋友。

　　简单生活和温情脉脉的社区才是留住他们的原因。

　　“以前满脑子钱，人生过了半辈子，才知道应该好好活几年，潇潇洒洒玩几年。”“老鬼”在重生工厂认识了新男朋友，住进了夫妻间，“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回去孤孤单单的，这里人对我还是好呢”。

　　得到帮助的重生工厂渡过了难关，李继东却觉得，自己距离目标并没有更近一些，“和全国那么多感染者相比，我的努力不过是沧海一粟，比我有钱、有能力、有爱心的人太多了，应该有更多人来干”。

　　他使劲挥动着手：“如果让我干一辈子，我立马跳河算了。”

（责任编辑：猫猫）